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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企海外安全問題催生海外安全熱

        2012年年初，多名中國工人在蘇丹遭劫持之后，當年2月9日，中國水電七局第一批47名在蘇丹的工作人員安全回國，在成都雙流機場受到家鄉員工的歡迎。視覺中國供圖

        2014年5月，越南南部平陽省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騷亂分子焚毀了至少16家中資（含臺資）工廠。圖片來自網絡

        2014年10月11日，包括10名中國人在內的27名人質獲釋后抵達喀麥隆首都雅溫得。10名中國人是中國水利水電第十六工程局喀麥隆公司的人員，當年5月16日被武裝分子襲擊、綁架。視覺中國供圖

        2015年11月20日，武裝分子襲擊馬里首都巴馬科市中心的麗笙酒店，挾持了170名人質，有3名中國公民遇難。圖為當地軍警從酒店抬出遇難者尸體。視覺中國供圖

        2011年2月，利比亞爆發大規模騷亂。中國政府從利比亞撤出中國公民3萬多人。圖為當年2月25日，中國人員在利比亞班加西港準備登上“希臘精神”號客輪撤離。圖片來自網絡

         “這不只是一個黃金市場，而是一個鉆石市場”。在一個以“海外安全”為主題的論壇上，一位業內人士如此強調海外安保的市場前景。

        一支來自中國的“淘鉆”隊伍——中國本土安保企業，正在進入這個增長快速、潛力巨大的市場，想要在保守估計市場總額大約100億美元的大蛋糕中分一杯羹。

        不過，“淘鉆”之路并不容易。

進軍高風險地區

        “兩美元能買一聽可樂，也能買一顆手雷”

        隔著一道兩米多高的水泥院墻，一束眩目的火光在夜色中騰空升起。

        這里是伊拉克首都巴格達。2016年4月17日，作為一家國內大型工程企業的安保顧問，周曉飛下榻在這里的一家酒店。看到火光升起的瞬間，周曉飛有點懵，下意識地后退了幾步。在他的身邊，當地服務生和安保人員跑的跑、舉槍的舉槍。

        周曉飛幾乎就要拽著同伴兒趴倒在地。這是什么新式武器？他在腦海中迅速檢索自己的經驗儲備。不像從天空中發射的什么武器，也不像信號彈。一個危險的念頭涌上心頭：這下怕是要躲不過了！

         “嘭！……嘩！”下一個瞬間，火光再次在夜空中四散開來，然后閃爍著慢慢從空中隕落——原來是焰火!

        從心情緊繃到極點到驟然放松，這樣的“心情過山車”就發生在幾秒鐘之內。面對這樣的情景，即便是周曉飛這樣的“老兵”，也無法做到等閑視之。

        在周曉飛印象中，焰火在這里是極少見到的。遇到婚禮、球隊贏球這樣喜慶的事，當地人常用的慶祝方式是鳴槍。在這里，兩美元可以在酒店的商鋪里買到一聽可樂，也可以移步旁邊的軍火商店，買到一顆公開販售的手雷。槍聲、流彈在伊拉克稀松平常；也只有在這種地方，才會讓人在第一時間將焰火與“致命威脅”聯系起來。

        周曉飛的工作就是和無處不在的風險、不期而遇的致命威脅打交道。他個子不高、身材精干、膚色偏黑，盡管退役快10年了，周曉飛依然留著軍人式的寸頭。

        伊拉克是周曉飛第一次走出國門的地方。10年前，作為曾在“雪豹突擊隊”服役的一名武警戰士，周曉飛被派駐中國駐伊拉克大使館，執行安保警衛任務，是中國駐伊拉克大使的隨身警衛。

        退役后，周曉飛涉足企業海外安保業務，目前受雇于偉之杰安保集團，成了一名業內知名的“海外安全顧問”。自2011年后，他幾乎保持著每年一次的頻率造訪伊拉克，今年已經是第6次了。作為安全顧問和安全培訓教官，他還曾去過乍得、尼日爾、蘇丹、南蘇丹、委內瑞拉、厄瓜多爾、秘魯和沙特阿拉伯等國。

        周曉飛的足跡，大致勾勒出了中國安保企業“走出去”的路線。同時，這條路線也是隨著近10年來中資企業“走出去”的步伐而形成的。

        “根據中國商務部提供的數據，從2005年到2013年間，中國海外投資規模增長接近10倍，中國已取代美國和歐洲，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頭號金主。”2015年7月，美國《紐約時報》在一篇報道中這樣寫道，“其中，在很多政治和法律制度高風險的國家，中國的影響尤為廣泛。”文章還根據其采信的統計方式列舉了一些數據：中國占伊拉克外國投資的38%、占塞拉利昂外國投資的70%、占阿富汗外國投資的79%、占厄瓜多爾外國投資的57%。

        另一個數據是，2014年，中國海外投資額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超過了當年的引資額。

        收益當然是驅動中國企業“走出去”的主要動力之一。但其中也不乏無奈。作為對外投資領域的后來者，中國企業有時候不得不向一些西方國家“看不上”的高風險地區進軍。

準備不足險栽跟頭

        “早兩天或晚一天，我們都走不了”

        作為“后來者”，如何與風險打交道，一些中國企業是在吃過苦頭之后才逐漸習得的。

        周曉飛此次重返伊拉克，為的是代表國內一家中資企業，去商談一個大型項目的安保事宜。2014年6月，這個項目因恐怖組織“伊斯蘭國”（IS）的向南推進而被迫停工，現在準備復工。

        時間倒轉回兩年前。在伊拉克北部一個大型項目施工的1000多名中國員工，怎么也沒想到自己會與臭名昭著的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產生交集。那時“伊斯蘭國”才剛剛為人所知，沒人料到他們的南下攻勢如此迅猛，幾天前還聽說他們盤踞在伊敘邊境，幾天后，他們的戰線就已經推進了數百公里。等反應過來，項目上的人員已經來不及撤離，“伊斯蘭國”與伊拉克政府軍的交戰區，阻斷了從項目所在地撤往巴格達的路途。

        可以想象的恐慌情緒在蔓延，營地中的食物等儲備也只夠維持數周，一些一輩子也未想象過這種陣勢的中國工人有些沉不住氣了。有人鬧起了情緒，在營地內喊口號向管理層施壓，要求盡快撤離。

        1000多名中國工人的安危，也讓國內焦心。怎么才能將這1000多人撤回中國？

        這家中資企業找到了偉之杰安保公司，希望協助實施撤離。接洽后，該公司和中資企業組成了危機應對小組，周曉飛和同事立刻申請了簽證，與這家企業的領導一道，坐上了飛往伊拉克的航班。到達巴格達后的幾天內，通過中國駐伊拉克使館等機構努力協調，終于調來一架軍用直升機，將周曉飛一行送抵被圍困的施工營地。周曉飛記得，那一天是2014年6月18日。

        戰事焦灼，危機四伏。要確認一條安全的撤離路線，并找到車輛支持如此大規模的人員撤離，對于伊拉克方面而言，又是一個難題。經過多方協調和焦急的等待，撤離的消息終于傳來。

        從中資企業項目營地到巴格達，只有約130公里路程，車隊走了3個小時。整個行程中，周曉飛始終提心吊膽。

        撤離分兩批進行。工人們坐著運兵車和裝甲車，走的是伊拉克軍方開辟的“最安全”的路線。但在車隊途經之處，激烈交火后留下的痕跡隨處可見。一路上，周曉飛看到，檢查站和碉堡悉數被毀，路邊遺留下“成片成片”的彈殼堆。必經之路上的一座橋梁，一側已經被完全炸毀，車隊不得不緊靠著另一側小心翼翼地通過。那個時候，哪怕只是遠處的一聲槍響，也可能使心緒不寧的工人發生難以控制的混亂甚至騷亂。

        6月27日，項目全體人員終于全部轉移至安全區域。就在第二天的2014年6月28日，“伊斯蘭國”頭目巴格達迪宣布在伊拉克和敘利亞建立“哈里發”（伊斯蘭帝國）。“看新聞時發現，我們撤離中剛剛途經的區域，再次被IS占領了。”周曉飛心有余悸，“我們湊巧趕上了一個好時機。早兩天或者晚一天，我們都走不了。”

        撤離是成功了，但在中國海外安保行業內，這件事成為一個典型案例。“關鍵是，這家中資企業事先沒有建立與極高風險等級相對應的防范機制和措施。”中國海外安全與防衛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新平分析說。比如，這個項目在“人防”層面僅靠數十名伊拉克警察負責，每個當班時段只有總人數的三分之一的安保力量，人力本來就不足；更嚴重的是，當IS攻入項目所在城市后，一些當地軍警脫下制服，隨時準備逃跑。

        今年4月周曉飛去伊拉克的主要目的就是，在這個項目復工之前，針對上述缺陷向伊拉克方面提出安保措施方面的改進要求，包括人防、物防、技防、危機應對、撤離路線等措施都要到位。與伊拉克業主方的協商會議連軸轉地進行，連用餐都是在會議室解決，好在談判結果讓周曉飛他們基本滿意。

分一杯羹殊為不易

        “還有中國公司做這一行？”

        現今的伊拉克，說不清是處在“和平時期”還是“戰時”。在這樣的時候，去伊拉克的都是些什么人？周曉飛在飛機上觀察到，在從迪拜或阿布扎比飛往巴格達的航班上，除了當地面孔，西方面孔居多。以周曉飛的經驗，他通過裝扮和身體特征可以分辨出來，這些西方面孔的乘客很多都是“做安保的”。

        業內人士不得不承認，與國外同行相比，中國安保公司現在還很難談得上有多強的競爭力。

        今年4月，鳳凰國際智庫推出了一份“國內及在華安保公司”排名，國外安保行業巨頭士瑞克保全公司（G4S）和化險咨詢（Control Risks）高居榜單的前兩位。這份報告指出了國內外安保行業之間顯而易見的差距：“士瑞克保全公司從事安保業務已有100年歷史，化險咨詢也早在1975年就開展了海外安保業務。而中國國內主流安保企業直到1993年才開始起步。”

        差距體現在很多方面。

        比如，“國外大型安保企業的服務合同通常都厚達幾十頁，非常詳盡；而我們的許多安保企業的合同往往就是幾頁紙。”劉新平說。

        前幾年，在去伊拉克等國家的航班上，如果碰到同胞問起自己的職業，周曉飛都會如實相告，對方往往會表現出驚訝的神情：“還有中國公司做這一行啊？”

        幾年過去，那樣的驚訝不怎么出現了。周曉飛在飛機上偶遇的中國同胞，尤其是在國外工作的中資企業員工或個體老板，都對他的職業有所了解。用中安保公司國際部總監黎江的話說，“近一兩年，海外安保行業的‘社會能見度’變高了”。在黎江看來，2015年甚至可以看成是中國“海外安保”行業發展壯大的“元年”。

        說起2015年，海外安保圈兒里都會提起一起不幸事件。

        2015年11月20日，中國鐵建股份有限公司3名高管，在西非國家馬里首都巴馬科的一家酒店遭遇恐怖襲擊遇害。習近平主席就此事作出重要批示，要求有關部門加大投入和保障，加強境外安全保護工作，確保我國公民和機構安全。來自國家高層的重視，加上越來越多的中資企業風險意識提高，黎江體會到，上門咨詢海外安保業務的人比以往多了“三五倍”。

        市場無疑是有的。“僅僅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家中資巨頭，一年的海外安保費用就在20億美元左右。”中國海外安全與防衛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新平說。

        但是，要想在海外安保市場中分一杯羹，卻殊為不易。個中原因多多。

        比如，依照有關規定，中國安保公司人員在海外不能持槍，這是相比于西方安保公司的劣勢之一。因為不能持槍，諸如隨行護衛等業務，中國安保公司通常無法承接。中方安保人員在海外是否應當持槍，目前在業界也有爭議。幾位接受記者采訪的資深業內人士均表示，中方人員持槍確實也可能帶來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如果一名中方人員持槍將人打傷、打死，“麻煩很大”。周曉飛介紹說，目前中國安保業界采取的方式是，讓當地雇用人員持槍，這樣做，既不違反規定，也可以規避上述風險。

        事實上，能否持槍并不是國內安保行業發展的真正瓶頸所在。人才才是最為關鍵的一環。

        黎江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大多數涉足海外安保的企業，都是從國內安保業務過渡而來的，“這是一個從勞動力密集型到技術密集型的跨越。現在已經沒有人像早年的一些企業一樣，向海外大量派遣本國人員去做安保了。”在黎江看來，大量派遣本國安保人員的做法，不僅過時，而且也不實際，“現在行業中主流的海外安保企業，大多采用的是向海外派遣精品安全官的模式”。

        于是，合格的安全官成為稀缺資源。而所謂“合格的安全官”，經驗是至關重要的因素。

        在周曉飛的觀察中，西方安保人員“很多是從特種部隊退役的，都是經歷過槍林彈雨的人，有豐富的作戰經驗”，而國內的一些海外安保人員，雖然也號稱是從特種部隊退役的，但大多并不具備作戰經驗，或者經驗并不豐富。這些人到了海外高風險地區，聽到槍聲一響，“也會像新兵一樣緊張”。

        語言是另一道門檻。由于語言不通，許多專業素質很好的安保人員，也無法在海外完全施展技能。

        “能文能武”是當前海外安保行業用人的理想標準。但是，要找到現成的理想人才并不容易。像周曉飛這樣在從業前就有在海外高風險地區常駐經歷的從業者，在業界是鳳毛麟角。

        偉之杰安保集團總裁者美杰認為，安保行業吸納人才的一個瓶頸，還在于人才本身的觀念。他表示，我國的一些退役軍警，退役后似乎更愿意“當公務員，謀個鐵飯碗”，發揮特長進入安保行業，并不是這些懷有特殊技能的專業人士的主流選擇。

市場亟待規范監管

        “市場被炒得過熱了”

        即便中國安保公司在海外開展的業務還比較單一，一些中資企業仍然愿意將一部分業務交給中國安保企業來做。

        “聘用外國安保企業是把雙刃劍”，者美杰對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表示，西方企業的優點是經驗豐富，技術設備方面比較先進。但是，如果是油氣等涉及國家利益的項目，有的企業擔心會有“泄密”之虞。其次，在價格方面，“西方安保企業的服務價格比中國本土安保企業至少要高一倍”。還有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于，這些中資企業認為，在海外“還是自己人比較信得過”。

        周曉飛聽說過這樣的事例：在埃塞俄比亞，一個中資企業項目所在營地遭遇當地反政府組織“歐加登民族解放陣線”襲擊，守衛營地的100多名埃塞俄比亞當地軍警，在與200多名反政府武裝分子交戰了半小時后，“發現自己打不過就撒腿跑了”。　　

        希望讓中國安保公司做安保的海外中資企業項目并不少，但問題是，市場上能夠提供完備海外安保服務的公司并不多。中國海外安全與防衛研究中心副主任劉新平說：“目前，真正涉足海外安保業務的中國本土安保公司滿打滿算不到20家，真正在海外落地的公司最多也就10家左右。”

        在海外安保市場里，真正合格的“玩家”并不多，但市場卻被炒熱了，甚至是“過熱”。

        者美杰認為，“炒熱”市場的主要有兩個群體。一種是專門“炒市場”的，有些機構和專家，樂于組織各種冠以“一帶一路” “海外安保”等名頭的論壇或排行榜，打造各種對接平臺，鼓吹海外安保的“蛋糕”有多大。“不少機構就靠這個吃飯。”第二種是一哄而上“做市場”的，“有資質沒資質的”都覬覦著海外安保這塊蛋糕，想要擠進來分一塊。

        “惡性競爭”的苗頭已經開始顯現。“低價競爭、虛假宣傳、托關系拿項目，這些都并不鮮見。有的公司并不具備安保資質，卻以咨詢公司的名義、以在海外臨時注冊公司或掛靠有資質的公司的方式，來爭奪項目。”劉新平說。

        “沒規矩、沒門檻，誰都可以做，魚龍混雜”，這是者美杰眼中的海外安保市場現狀。“中國本土的安保企業現在是各走各的道、各唱各的調。一個個小舢板怎么比得過人家大航母呢？”者美杰反問道。

        有鑒于行業現狀，劉新平提出了創建一個行業聯盟，設立行業標準，整合海外安保行業的想法，“英國士瑞克保全公司就是由幾家小公司整合起來的”。雖然每次和業內的人聊起這個想法都能獲得不少贊同，但是劉新平覺得，真正要在業界整合各家公司的力量，卻非常困難，因為“大家都想自己坐莊”。

        此外，有些問題僅靠企業和行業自身是解決不了的，還需要政府有所作為。“用一個流行的說法就是，我們需要‘頂層設計’。”黎江說。從業界角度來看，需要政府有所作為的地方很多——引導、督促安保行業制定行業標準；在安保企業為相關人員辦理護照、簽證時給予支持；出臺監管政策、填補監管空白、成立專門的行業監管機構，解決“政出多門”的問題，等等。

        還有人建議，政府應大力扶持中國海外安保企業的發展。不過，黎江對這種說法有些不贊同。黎江認為，政府的作為也應該有界線。“什么叫扶持安保企業發展？是讓國家分配給你項目，還是強制讓海外中資企業購買多大比例的中國本土安保服務？如果是那樣，無異于是要創造一個新的壟斷市場”。

        劉新平也持與黎江同樣的看法：“行業的發展最終還是要靠市場來解決。”　　

        黎江拿起桌上的一個水壺打比方：“現在行業內存在惡性競爭，就是因為大家都無序地擠在壺口，競爭當然激烈。”而未來比拼的，無非是看誰能夠在行業里做得“夠專”“夠深”，“第一個進到壺肚子里的人，喝到的水自然會多。”

        中國本土海外安保企業要進到“壺肚子”里，要花多長時間？“3到5年。”雖然現狀并不盡如人意，但者美杰對未來仍表示樂觀。

文章源自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陳婧2016-05-27 星期五